除了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地论述外，对司马光和颍王赵顼最具有杀伤力的便是王静辉随后附在信中的一片《商论》。在这篇王静辉少有的短小策论中，给司马光等人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并不抑制甚至还在鼓励土地兼并，由此产生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的饭碗该怎么解决？如果任其发展，很难说到最后他们不会啸聚山林，好一点便是加入厢军。无论是哪条出路都不是统治阶层所愿意看到的。唯一的办法便是让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加入工商业。

王静辉在策论中大量引用了大宋财政目前的数字情况，工商业对财政地贡献已经接近五分之三，工商业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土地贫瘠肥沃与否的限制，所以大宋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只听说有大量的农民会逃荒，还没有听说工商业者也跟着逃荒的。并且一个作坊少则可以养活数个人，多则可以养活千人的生计。所以大力发展工商业是解决目前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地好办法。”改之，所谓’君子言义不言利‘，以改之之才，难道除了你在信中所说的方法外，便没有其他方法了吗？“司马光在来信中写到。王静辉在楚州搞得那些”榨油商会“、”纺织商会“，司马光都听说过。虽然凭借着这几个商会，王静辉将楚州的厢兵裁汰了近一半，但心中总归是有些不舒服的，但看在他在大宋财政巨大贡献的份上，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但这个驸马越玩越大，这次居然想把皇帝也给拉下水，一起做生意，司马光身为御史中丞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君实先生，所谓’君子不言利‘，学生窃以为是孔圣人指的是’不言对国家无益之利，不言追求个人敛财享受之利！‘所以管子虽然在治理齐国地时候大力发展工商业，使得齐国国势日渐强盛，这是连孔圣人都很看重管子的原因，所以管子能够配享孔庙位列儒家第三圣人。学生在楚州大力发展工商业也是遵循了圣人的教诲，为国家和百姓谋利，学生成立的商会其不仅吸收了众多厢兵来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贡献了巨额税收填充国库，而且还大力的扶植了楚州的教育、交通建设等方面，并且还使得商人本身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学生不敢比拟先贤，但也要追随先贤的脚步为国家和百姓谋利，学生想这样的’言利‘，圣人是不会反对的……“

司马光看到王静辉的回复后，心中也是一片茫然：难道自己追求了大半生的”圣人之道“是错误的？！但看驸马的回信却又是滴水不漏，很显然，这样的”言利“才是正确的，不要说自己无从反对，就是孔圣人再生碰到这个”管子第二“也会赞成的。

虽然王静辉的来信让司马光对他的志向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单凭这些还不足以改变司马光的看法，所以司马光也再次寄信：”天地所生钱财万物，皆有定数，不在民，就在官。国家资本若是介入市场的话，那岂不是’与民争利‘？！“”君实先生，学生窃以为钱财万物并非天地所生，而是百姓手中所诞，而天下的财富也不是固定的。先生学识广博，当知道当今天下的繁荣那是历朝历代所拥有的？决定财富多少不是天地赐给，而是由市场所决定，当市场无限的时候。官民如何生产也不会夺取对方地财富。只有在市场一定地时候，才会发生先生所说的’夺利‘。但市场是可以开发地。如印刷术，契丹、西夏、高丽的印刷术没有大宋的好，成本低，他们当然竞争不过大宋商人。朝廷应该对此加以积极引导，开发新的市场，给大宋地商品找到销路，这样财富会源源不断的产生。“

王静辉不知道司马光这句”天地生财“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赵顼也曾提起过，可能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处于那种认为天下财富都固定在一定数量上不会改变，他虽然知道这是错误的想法，但不能很好的解释，所以干脆把市场决定财富多寡的理论搬出来，也许能够说得更加清楚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最为先进的便是王安石了。历史上他在熙宁变法中所使用的用信用贷款地方式来刺激经济的成长，这种手段确实要比司马光强得太多了，如果是王安石来和自己讨论这个问题，也许王静辉就不用浪费这么多篇幅了。

司马光看到回信后，半天还是没有能够回过神来，这确实给他的冲击力太大了，从小到大，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圣人言“。但今天看到王静辉的回信后，觉得这一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开始动摇了。

与司马光不同，颍王赵顼这段时间和王静辉讨论的便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等人引领的变法问题。王静辉看到赵顼的来信后，还是感到非常欣慰地，赵顼似乎对桑弘羊等人的做法很反感。他知道历史上的赵顼可是完全不同的，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完全是桑弘羊的一个宋朝版本。有地条例几乎连改都没有改便直接搬过来用。

王静辉不相信赵顼不知道桑弘羊那段历史，在历史上之所以任用王安石采用桑弘羊的办法也是迫于无奈。他当然不会放过给赵顼打预防针的机会：历朝历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永远都和桑弘羊一样是短期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也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鸠止渴的坏主意。

王静辉把这封通篇都在贬斥桑弘羊的信件寄给颍王赵顼，心中却在想：如果以后王安石真的能够如愿的把持帝国的权柄后，他要想推广新法，可能遇到的第一个阻力便是皇帝了，不知道他看了这封信后，心中会作何感想？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写的那篇《商论》却是在读书人当中传播的极为广泛，王静辉的策论很少流传出去，其名声远不及诗词给他带来的荣誉大，所以一听说是驸马爷写的策论，所有的读书人都免不了要传抄一份，而《梅雪》月刊的编辑委员会也在司马光和欧阳修等人的一力坚持下刊登了这篇策论，就这样这篇《商论》传播开了。

当然所引起的争论是少不了的，不过好在是司马光推荐的策论，并且先前就在后面写了详细的评语，认为这是一篇难能可贵的佳作。有了司马光先把基调给定了下来，所以反对声还不是那么强烈，但即便如此，王静辉的这篇《商论》也在士林当中掀起了一阵波浪。很明显，《商论》是在为商人阶层延誉，这使得传统的儒学大家们感到很不顺眼，而一些开明的学者也表示王静辉的观点，两派纷纷撰文发往《梅雪》编辑部，在委员会的运作下挑选佳作刊登发表，一时间《商论》到成了读书人之间议论最多的话题。

不过在大宋统治高层之间的分歧到是没有这么热闹，自汉朝董仲舒以降，儒家治国就成为中国国家政治的主流，但法家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盐铁论》除了有儒家的智慧以外，也同样折射出法家的光辉，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才是统治阶层的主流，要不然也不会有桑弘羊等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了。英宗赵曙等几个了解国家实际情况的人，每天都为如何填补财政赤字而绞尽脑汁，正如历史上谁能够解决大宋现在的困难就重用谁的原则，王静辉自然是当仁不让的人选，这总要比采取桑弘羊的办法要人道的多。

就在士林中为那篇《商论》孰对孰错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英宗赵曙的一纸诏书便代表了大宋统治高层之间对这件事情的最终结论：奏章批准，甚好！静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