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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底的时候，老蒋就飞到洛阳，召集陕西境内的张学良、杨虎城和晋绥方面的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人商讨、部署陕北剿匪和绥远作战事宜。

适逢老蒋生日，一干大员便借为老蒋祝寿之机缓和当下的紧张气氛。但这种所谓的缓和却在随后的会议中荡然无存。

对于晋绥系的阎、徐、傅等人，老蒋是痛陈绥远抗日之利害，威逼利诱一起上，催促阎锡山增兵绥远。甚至老蒋还想绕开阎锡山让傅作义单独行动，但因绥远境内傅部兵力不足而作罢。最终，阎锡山虽然同意增兵，但却不是老蒋希望的先发制人，而是“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应战。

既然晋绥军同意增兵绥远，各路部署方案又筹划完毕，老蒋对于阎锡山心中的小算盘也不好过于追究，只能由他去吧。

相比之下，老蒋对于陕西的张、杨可就没有好脸色了，那可真称得上声色俱厉，严加痛斥。

张、杨所部同中共之间的暗中交往虽然做得隐秘，但架不住参与其事的人多，东北军良莠不齐又被各方渗透得厉害，老蒋也就听到了一些张、杨与中共勾结的传闻，并做了一些布置。不过，下面的人实在办事不力，竟把老蒋的布置生生搞砸了。

在36年春的时候，老蒋就电令派驻西安的特务人员逮捕在西安的中共人员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马绍周等人。但因各方面准备需要的，逮捕行动一直拖延到8月29日晚才得以实施。

8月29日晚，特务人员依据老蒋密电名单，先后抓捕了马绍周、关时润、宋黎等人。但在押往国民党陕西党部的途中，押送宋黎的队伍却被杨虎城部的巡逻队给截住。

宋黎是中共派在张学良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时常随张学良一同出入，因此，被杨虎城部巡逻队截住后自然就将其给认了出来。事情上报到杨虎城处，杨虎城又赶紧通知张学良。张学良派人将宋黎接后，又以逮捕的名义将刘澜波、孙达生等人给抓了起来，可实际上却是将这些人给保护起来。

要说事情到了这步，张学良该见好就收了，可这位“少帅”不知哪根筋搭了路，竟派人包围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还将该党部给查抄了

8月29日这一天的电报代码韵目为“艳”，29日晚西安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又被称为“艳晚事件”。这次事件也是张、杨联合同老蒋第一次正面对抗，也是后来西安事变的前奏。

一方大员派兵查抄中央派驻地方的党部张、杨想干？要公然造反么？老蒋得知后自然是怒气勃发。不过，当时两广事变尚未结束，人民军又拿下了西北两马，加上各地上报的灾情烦扰，老蒋也腾不出过多精力来针对张、杨，只痛加电责了事。

其实，从艳晚事件和原本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可以看出，当时南京政府手下的特务机构能力实在不怎样。老蒋在春天就下达的命令，特务们却到秋天才执行，而且连行动方案都没规划好，竟还能和杨虎城部按时巡查的巡逻队给碰上而有了艳晚事件这一前车之鉴，原本历史上西安事变之前，特务们竟依然没有提前向老蒋发出警报，其能力之差可见一斑

到了10月下旬，两广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人民军虽然进占陇南，可赵振中的公开讲话却表明人民军愿共御外侮，因而，老蒋飞抵洛阳部署作战安排时心中底定不少，对张、杨二人也就没有好颜色。何况，张学良竟劝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更让老蒋对他没有好声气。

实际上，当张学良加入中共的申请被莫斯科在8月15日给中共的指示电中予以否决后，受中共人士鼓动，张学良在9月份暗中成立了政治性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并亲任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一党之中，背着中央另外成立秘密政治组织，张学良此举已触犯了绝大多数政党共同遵奉的禁令。不管是国民党、中共，还是民众党抑或其他政党，都对此种行为严加禁止，并有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从张学良成立这个“抗日同志会”并出任其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举动来看，不管是原来历史上，还是赵振中等人所处的这个时代，西安事变都是张、杨及部分中共人士有预谋发动的，决非仓促行事而在这一事变中，中共对张、杨两部的态度变化尤其令人寻味。

在35年秋进入陕北后，中共和张、杨部队发生了几次战斗，张、杨两部各有损失。在当时，张、杨称中共为“共匪”，而中共则称张为“逃跑将军”，并将其骂得体无完肤。

35年11月26日，毛在致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中，称张学良“沈阳变作，曾无卫国之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等肉其足食乎？夫张学良为保存及其奸党数十条性命，竟不惜令十余万英勇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尽变为无家可归之亡国奴，竟不惜三十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

然而，半年过后，张学良竟与中共要员互称同志，还想加入中共而中共竟还专门就此事电告莫斯科。只是，这样的好事却被莫斯科给否决了

不是不明白，实在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也太疯狂了真有耗子给猫当伴娘的意味

张学良和中共间的纠葛可不仅仅是陕北年来的征战，还包括当年张作霖查抄苏联大使馆、抓捕李大钊并将其处以绞刑，以及中东路战争里刘伯承组织国际红军帮助苏联打东北军等等过往恩怨。

而现在，受人鼓动，加上心中别有心思，张学良竟真的变不可能为可能了在10月底借为老蒋祝寿之机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果后，张学良又在11月27日上书老蒋，说要到绥远参加抗战。其后，又在12月2日飞到洛阳，以西安和陕西民意为词，当面表明不愿打内战，要到绥远抗战，并要求老蒋释放被关押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所谓的“七君子”。

张学良的行为却被老蒋认为是受人鼓惑，老蒋对其自然又是一番斥责。同时，老蒋也告诉张学良，要是张、杨两人不对中共有所动作，那南京政府自当调他部入陕清剿“共匪”

按照计划，老蒋要在12月4日去西安亲自部署剿共事宜，但这一安排却为随行的钱大钧所阻。钱大钧时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出于安全考虑，钱大钧坚决反对老蒋这个时候去西安。不过，他不是担心张、杨，而是担心西北的人民军，特别是人民军的轰炸机。

在8月底解决西北两马时，人民军虽然出动空军对两马进行威慑，可并未展开实战，战力如何也就不为外人所清楚。但10月中歼灭鲁大昌一战，却让人看到了人民军空军展露出的狰狞。

在那一战里，人民军几十架战机临空，轮番向鲁大昌阵地上倾泻炸弹。看到黑压压从天而降的炸弹，鲁部几千官兵肝胆俱裂，顷刻间斗志全无，哗然之后作了鸟兽散。与鲁部防区相邻、驻广元一带的胡宗南部部分兵力，曾想援助鲁大昌，但却被人民军空军用炸弹给逼了。由此，外界才了西北空军的威力。

除了在解决两马、鲁大昌部的战斗中逞威外，西北的飞机还时不时跑到陕西上空串门。既监视西北周边地区的动静，也向陕西境内民众撒落传单，宣传西北的政策，号召民众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作为陕西首府的西安，自然更是西北飞机经常光顾的地方。

有这些情况在前，钱大钧自然不同意老蒋此时去西安。

“慕尹，你过虑了。”对于钱大钧的劝阻，老蒋显然没放在心上，“西北方面会我何时去西安？又我落脚何处？”

“委座身系党国重任，可不能有半点马虎。”钱大钧仍坚持前见，正色说道，“西安既然能有共党势力潜伏，张、杨还闹出了艳晚事件，那就不能排除民众党在西安没有布置。万一要是委座去西安的消息走漏，西北出动空军轰炸，那后果可不堪设想除非委座解除我的职务，否则我的任务就是保障委座安全”

钱大钧有点贪财，可对老蒋的忠心却是不假。在原本历史上，他在西安事变中曾拼死护蒋，右胸中弹，差点就挂了。后来，因其忠心，虽然钱大钧几次因经济问题出现起落，可有老蒋的眷顾，总是落而后起。

虽然眼下钱大钧是在抗命，可老蒋听在耳里心中却颇为受用。

“慕尹，你的顾虑虽然有道理，可我却不能不去西安部署。”老蒋叹道，“眼见绥远抗战接近尾声，也是时候解决陕北共党了。”

“委座部署我无权反对。”钱大钧抗声说道，“可把各路将领召集到洛阳来当面部署也是一样。”

“辞修，你看？”老蒋转头问一边的陈诚。

“我赞同慕尹兄意见。”陈诚表态道，“千金之子不坐垂堂，委座身系党国安危就更不应轻涉险地，完全可以召集各路将领到洛阳来开会，当面部署作战方案。”

“既然你们都坚持，那就不去西安了。”对身边两位干将的维护，老蒋很是满意，但仍长叹道历朝故都，西安胜地，竟因西北而成了险地，我辈实是有愧于党国啊。”

老蒋虽然感慨，却也取消了西安之行。至少，在西北方面与南京当局仍处于敌对状态，南京当局又无法保证西安一带空域足够安全之前，老蒋是不会去冒险了。但老蒋此番改变原定行程，却使得其后的西安事变进程和原本历史上的彻底两样。

12月4日，原定在西安召开的剿共会议改在洛阳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老蒋初步确定将调集中央军、东北军及杨虎城部共20多万大军进剿陕北中共，具体作战部署将在10日的会议上发布。

会后，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向老蒋陈情，表示不愿再打内战，希望能到绥远参加抗战，却又遭到了老蒋的训斥。